许村论坛:渠岩:乡关何处——从许村到青田
中国乡村建设如火如荼,村落改造热火朝天。不论是专家倡导的“文化遗产”保护,政府推动的“美丽乡村”建设,还是资本开发的“乡村旅游”,建筑规划的“村居改造”,或者艺术介入的“乡村实践”,大都难以摆脱资本与权力在其间的肆意横行。尽管表面上制造了乡村文化与经济的复兴,激励了地方传统的发明,甚至还由此延缓了乡村在都市化过程中被罢黜的风险。但这些在乡村空间和历史中连续流窜的改造、改革、保护和发展话语与行动,都不外是现代性话语、国家权力与资本流动共同裹挟与互动的产物。它们不仅造就了乡村被言说的语言,还生产今日“乡村”这一主体,并将`我们带入一个悖论,即只要一言说乡村,“乡村”就立刻渐行渐远;只要一介入乡村,我们就开始远离“乡村”。
晚至20世纪初期,乡村开始被以国家为单位的理性技术及话语渗入,并于21世纪被迅速纳入以城市为主体的市场,成为被消费与建构的“异域”和“远方”。所以,当我们谈论“乡村”时,我们就不再仅是谈论乡村,而是在区域、(国家)城市与乡村的空间关系中,在世界、国家、资本与地方的关系互动和权力较量中“实践”乡村。而为了避免这些力量关系在实践乡村的过程中断裂与失衡,避免某些强大权力主体因话语优势,而根本无视作为“地方”的乡村其延续的历史脉络与内部生动的文化协商,以及村民间复杂交错的诉求和持续的文化期盼。
今日乡村建设的现实语境,无法离开全球化资本流动、民族国家统一治理与地方社会政治实践的持续博弈。所以,我们应该反思各路乡村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所存在的环境条件及由此带来的相应问题,从中思考不论何种身份和方式的社会介入,都必须尊重“在地”乡土的内生逻辑,避免简单移植毫不相关的外部逻辑。同时要把乡村建设放在不同权力关系与文化期待下,推向传统中华文明精神重建的隧道,在尊重和守护地方主体文化尊严的前提下,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与创新性的发展,推进构建社会公平和文化民z的政治理想。
首先,我们也要从自身开始反思“艺术介入乡村”与“艺术乡建”的得与失、成与败。从而避免艺术乡建陷入偏差和误区。“艺术乡建”首先不应囿于艺术本体论的神话,将“乡村”视作艺术家个体进行艺术实践和攫取社会资本的平台,从而将艺术介入后的“乡村”置换为彰显艺术家个体荣耀的作品。更为反讽的是,符号经济在市场中的肆虐和景观消费的泛滥,以及城镇化进程中的地方政绩,似乎构成了艺术乡建的正当前提和主要动力。从而使得艺术乡建以一种极为廉价的方式,成为资本招揽生意的策略和点缀,变成地方打造文化认同的策略,或是村民为寻求发财致富以扩展经营的手段。在这一过程中,艺术家丧失了个体创造的主权,丧失了审美判断力与文化诉求,从而遮蔽了乡村丰富的多样性存在,成为严重脱离地方文化脉络和丢失地方感的乡村始作俑者,最后成为同质化的权力美学与时尚化的消费美学。使“艺术”蜕变为可免去心灵交流而进行无限复制的专业技术,在“审美”这张屡试不爽的遮羞布下,异变成工程化的装潢项目。其中,艺术家以及建筑规划师必然蜕变为高雅的包工头。需要指出的是,对艺术介入乡村问题的反思,重点不在于“艺术”是不是失神、世俗或堕落,也不是艺术家的“新衣”是否被揭穿,而是艺术介入的文化初衷与伦理意图究竟如何定位。如果艺术乡建为的是推进文明重建与传统复兴,且抱有知识精英推进文化自觉与民z进程的政治诉求,那么艺术乡建首先是一个乡村文化价值重构的行为,是以地方人及其相关文化主体作为行动者进行共同构建的社会行为。至于是否必然是“艺术的”,或“艺术”在其中是否必要,以及艺术“怎样”介入或“谁”的艺术,都将是从属于乡村文化重建议题下的衍生物。也就是说,我们应探索一种“超越艺术”的路径介入乡村,思考艺术介入乡村建设如何基于乡土的历史文脉、精神结构、权力网络与地方主体诉求在内的“在地性”,通过“艺术”这一既抽象又具体,既普同又特殊的媒介和实践来推进乡村建设的文化意涵与政治抱负,并在建构式反思的意义上,对艺术介入乡村建设进行“去魅”,从而为不同形式的乡村建设与社会实践,提供新的思想资源与行动方案。
许村
许村
许村位处山西腹地,太行山深处,高海拔且年无霜期很短,经济相对落后,生活条件艰苦,村民仅倚赖农作物收效甚微,大部分青壮年常年外出打工以维持生计。许村地区传统积淀深厚,但也为传统所累,观念和意识在现代化的单一指标中显得较为滞后。传统遗存和文化记忆,也在不同时期的社会改造中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有些历史线索消亡,至今难以接续。
2011年,艺术家在许村发起了保护中国传统乡村的《许村宣言》
“许村计划”作为一个文化反思的平台与社会实践的场域开始,在这个复杂和生动的现场,探讨今日中国乡村问题及文明危机的根源,寻找中国文明的原码,以期重塑现代价值体系,实践中国乡村正确的发展道路。“许村计划”将社会环境作为艺术参与的文本,成为决策力和行动力,变成积极的社会互动实践。艺术家、许村村民和当地县乡干部,共同见证了从凋敝的许村到日渐复活的许村,既艰难曲折,又值得欣慰。“许村计划”强调的是,通过当代艺术元素的引入,促动乡村的活化,使乡村在现代社会中复活。艺术乡建与近代以来的乡村运动的根本不同在于,它不再把乡村作为被否定的对象,而是肯定乡村的文化价值,并使之与时代相衔接。“许村计划”一路走了近10年,在艺术家、许村村民以及当地政府的相互信任和积极互动下,至今仍在延续。
2013年,许村国际乡村艺术节
“许村计划”从启动“艺术推动村落复兴”和“艺术修复乡村”的社会实践,从“许村宣言”和“许村论坛”的倡导,开始了对中华文明本体的探寻和溯源。通过“魂兮归来”和“神圣的家”的主题,用艺术节庆来确立日渐凋敝乡村的自信。通过艺术和节庆,与乡村、社区与地方发展之间,产生有效的关联性和互动性。从艺术家初期介入开始,到地方性知识的尊重。许村也从外部获得了资源永续的发展经验。“许村计划”以艺术和节庆的方式,重建了乡村地方与区域、世界的互动关系,艺术在其中,作为交流和连接人人关系的方式,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许村的社会网络、村民的日常生活以及对待周遭世界与人群的态度。也通过“许村计划”重新修复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重新找回被长期的社会改造而疏离的情感关系。这也是“许村计划”的价值和意义所在。由于社会条件所限和我们有意为之,许村既没有成为一般意义中喧嚣的旅游村,也没有变成外来者为主体的艺术家村落聚居地,许村仍是许村人的家园,许村和许村人还在以自己的方式延续历史和生活。许村既避免了单一经济发展的模式,也避免了外部过度介入的难题。正契合了乡村应该用自己的方式和规律逐渐复苏。
许村村民王仲祥在创作
许村小伙子们在艺术节上表演
青田
青田
我们从青田再出发,开始“艺术乡建”转型。从青田村接续依稀可辨的历史线索,点燃奄奄一息的文明余烬。与多主体的在地社会实践中,尝试重现中华精神文明的乡村现场。青田是广东的一个普通乡村,在强势的工业化冲击和城市化裹挟中幸免于难。青田呈现出特殊的地域风貌和独有的乡村形态,传统线索清晰可见,历史遗存有迹可循。它既是岭南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又展现出水乡特有的独特魅力。既保留了完整的村落物质形态,也延续了鲜活的生活现场。在这个平凡的小水乡的背后,蕴藏着中华文明的神秘的密码。在青田可以触摸一个完整的乡村体系,小桥,流水,榕树、民居、家宅、庙宇、书院、以及村中随处可见的土地信仰。呈现了完整的乡村形态与文明秩序。
今日青田
与此同时,中国乡村的诸多问题也不同程度的在青田有所呈现。不但遭受百年社会改造的冲击,同时又面临乡村凋敝的危机。村落环境破败脏乱,河水污染。空心化非常严重,年轻人大都在城里做生意或打工,富裕了也在城市居住不愿返乡。街上只能依稀看到被遗忘的留守老人。隐形的乡村礼俗破坏同样严重,这与长期的社会改造和现代化物质主义的侵蚀有关。虽然青田村落形态保存较好,传统的线索和脉络虽在,但命悬一线岌岌可危。仅有微弱的的文明余烬,如不用心点燃,即将灰飞烟灭。
“青田计划”是新时期艺术乡建的转型,尝试以“去艺术化”的方式对乡村社会进行文化重建,这里的“去艺术化”包含对“艺术乡建”的批评性反思,从而杜绝脱离乡土社会文化脉络与主体诉求的“艺术乡建”,如“美丽乡村”等这些被现代景观技术侵袭的话语和脱嵌地方文脉的政治治理术,使艺术乡建中的“艺术”演变成剥夺乡村文化形貌的美丽杀手,并使“乡建”丢失其基于乡土“文化”建设的内核,使乡建变异成“乡屠”。另外,“去艺术化”同时也包含超越学科分类和取消权力命名的意图,将重点放在“多主体”的在地实践,以乡村文化主体精神与传统文明复兴为要旨,在复杂的互动过程中进行多边对话,在动态的协商中调整行动策略。
总之,“去艺术化”的提出是在对资本景观技术与一体化官僚审美意识形态的杜绝与批评。乡村建设应该被视为深嵌在地方社会中的一套观念体系、行为习惯、情感模式与社会实践。链接当地历史以及当地人的信仰世界,情感世界和审美世界。这既是说,乡土文化生态、社会秩序、传统文明精神与“在地”主体尊严的修复才是艺术乡建之核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艺术”才能在乡建过程中扮演一种基于人心人性普同价值的角色,而这一普同价值的艺术表达,附着并体现在当地社会和文化机体中,在当代社会语境中的功能、意义的实践过程里。所以,“去艺术化”的艺术乡建实则是一场基于当代中国乡土文化修复的多主体实践,它是社会,文化与感知觉“三位一体”的整体实践。不论是作为一名艺术工作者、知识分子还是地方精英,都需要积极地渗入到当地人的文化知识体系之中,尊重乡土文明和历史文脉,重视地方人表达情感的媒介,以及与陌生世界建立沟通的渴望,了解他们对待虚无与存在的方式,即对“人神”、“人人”以及“人物”的沟通与想象,基此“多主体”联动的在地实践,才不会剥夺或取消地方主体在时空、话语和资本层面上的自主
青田村留守的老人
青田
水乡青田
注:许村,位于山西省晋中市和顺县松烟镇许村。青田,位于广东省佛山市顺德杏坛镇青田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