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摄影杂志：一介入乡村，我们就开始远离“乡村”

在《中国摄影》2019年2期专题“第一人称的乡村”中，致力于“用艺术推动乡村复兴”实践的艺术家渠岩应邀撰文。他介绍了自己从拍摄乡村，引发的持续了10年的艺术乡村建设，以何崇岳、文天平、刘莉、王小红等记录和参与艺术乡村建设的摄影师的作品为例，探讨了来自乡村之外的摄影者如何在不放弃自己的观点的同时，让自己的视点链接被拍摄者的观看，在与被拍摄者视点的碰撞与磨合中，保持对被拍摄者，也即是文化持有者的内部世界的尊重。

观看的让渡

乡村建设大潮中的艺术实践与摄影表述

文 | 渠岩

2017年2月3日，农历正月初七，回家过年的乔家人聚在一起，拍了这张全家福。老人王春香，养育儿女八人，如今四世同堂， 全家40人。 刘莉

中国乡村建设在火热的推进中，各类不同的主体参与其中，除了各地推动的“乡村振兴”与“美丽乡村”运动之外，还有资本开发花样繁多的“乡村旅游”，文保专家倡导的“文化遗产”保护，以及众多建筑师在乡村的各种“营造实验”，但大都难以摆脱资本与权力在其间的操控。这些打着各类保护口号下的“乡村建设”，依然是现代性话语、国家权力与资本流动共同裹挟与互动的产物。这就将我们带入一个奇怪的悖论，只要一言说乡村，“乡村”就立刻渐行渐远；只要一介入乡村，我们就开始远离“乡村”。

晚至20世纪初期，乡村开始被以国家为单位的理性技术及话语渗入，并于21世纪被迅速纳入以城市为主体的市场，成为被消费与建构的“异域”和“远方”。这即是说，当我们谈论“乡村”时，我们是在区域、城市、城镇、山野、江湖与乡村的空间格局和社会联系中展开的，是在世界、国家、资本与地方的关系互动和权力较量中“实践”乡村的。乡村在当下，面临的机遇和“讨伐”，不再停留在落后、封建、愚昧和疾穷贫弱的这类修辞，相反成为了改革者、建设者与理想者高度关注的开发对象、建设对象，并前所未有地被关注、研究、开发和消费。换句话说，乡村已不再是工业革命的敌人，相反它转世成为后工业时代的宠儿——其拥有稀缺可贵的自然、历史和文化资源，使其成为市场、知识界和国族建设的核心对象。

因而，我们应反思各路乡村建设的实践过程中，乡土民间社会所存在的历史优势与局限，以及民众自身的社会困境及心理诉求。换句话说，就是要以尊重乡土文化逻辑和主体为前提，在社会介入过程中打开一种多边力量优化配备与多声部交流协商的对话格局，从而尝试从乡村社会与文化重建过程中，探求传统中华文明精神复兴的具体路径，即如何将变动着的民族传统理念与生长在日常乡土关系中的生命力，落实到地方与世界共生互惠的时代中，并践行与推进社会公平和文化民主的政治理想。

2017年2月4日，78岁的王婵弟老人在每年的正月都会把牌位画轴挂起来，祭祀祖先。 刘莉

艺术家介入和参与的乡村建设，成为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在这股力量之中，艺术家长期深入乡村在地深耕，呈现了不同于“国家治理”与“经济开发”的乡建思路与模式。以艺术的方式探索“乡村建设”的新路径，是以传统民俗文化及自然保护理念相互融合为原则，在不破坏、不被开发和不离开家园的前提下，以“艺术修复”的方式，为村落注入新文化，为村民注入新生活、为大地注入新艺术，并以此有效带动与延伸相关的文化产业链，为乡村社会带来切实的发展机遇和生活改善，实现城乡文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共赢。

艺术复兴乡村中的“艺术”被视为深嵌在地方社会的一套观念体系、行为习惯、情感模式与社会实践。所以，复兴乡村的艺术首先复兴的是“乡村生活的文化样式”，包括当地人的信仰世界、情感世界和审美世界。借用艺术人类学的方法论，以扎实的田野研究和积极的沟通实践来渗入到当地人的文化知识体系之中，了解他们对待虚无和存有的方式，即“人神”、“人人”以及“人物”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多主体”联动的艺术活动来激活地方世界受冷落的仪式文化，被忽视的地方艺术，以及重视当地人借用不同艺术形式表达他们情感和与陌生世界建立沟通的渴望。

2003年，我开始关注现实中关于权力、信仰和普通人的生命状态以及所呈现的现实问题，便把目光投入到广袤的乡村，拍摄了《权力空间》《信仰空间》与《生命空间》系列摄影作品（点击查看部分作品）。2008年，我在山西太行山地区拍摄中偶遇许村，从此和许村产生了不解之缘，并进行了长达10年，至今还在进行中的乡村建设实践。

我希望以不破坏原有的乡村来建设一个新农村，不是表面的新，而是有内容注入，是实际生活的状态。让年轻人能回来，这才是乡村复苏的根本问题。我们从修复许村的民居建筑开始，吸引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在许村设立工作室，到发起“创造新文化，救活古村落”的“许村宣言”；从举办许村国际乡村艺术节活动到召开“中国乡村运动与新农村建设” 的许村论坛。我们还发动村民参与艺术节，在艺术节上专门辟出场地开办手工艺集市，邀请志愿者来教村里的孩子画画、外语、音乐，帮助村民改造和装修祖传的老房子，做有设计感的民宿。经过我们10年的努力，许多当地的知识分子受到感召返回家园，村民也重拾了对自己家园的自信与热爱，并使许村逐渐复活。用艺术的方式，为“许村历史空间的文明再造行动”找到新的文化原动力。通过许村探讨中国乡村面临的巨大危机下的应对策略，记录乡村在当代社会巨变的时空中所承受的震荡，并思考中国乡村在未来的出路。由此演绎了艺术家与当地政府、基层乡村干部以及村民之间积极互动的关系，并借此揭示出中国现代社会变迁中的一部分真实面貌。通过艺术介入社会的实践，从一个边缘性的乡村问题来反映社会机制的运作，展示社会结构的变迁，以期获得能够调整我们在急功近利的新农村建设中所产生的问题的有效方法。

山西太行山下的许村，2013 文天平

从2016年开始，我在广东青田村开始了又一个乡村建设实践。在这两个乡村的乡建计划中，很多艺术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建筑规划师以及摄影师都积极参与到乡村建设中来，其中摄影家的参与尤为积极和重要。摄影师的拍摄记录了大量珍贵的作品，有些已成为艺术乡村建设重要的历史文献，经常出现在各种媒体中使用，有些自身就是优秀的摄影作品，并成为整个乡村建设实践的一部分。参加“许村计划”和“青田计划”乡建实践有何崇岳、文天平、刘莉和王小红等摄影师，他们中的有些人参与时间已经长达10年，至今还在拍摄中。这些摄影师在深入乡村的过程中，身份与态度非常可贵和重要，在乡村建设的拍摄过程中，均能守住各自“观看的良知”，从而避免许多艺术家和摄影师对乡土社会的越俎代庖，以及观念和话语上的先入为主。他们或长期在乡村拍摄，比如文天平和刘莉，或是经常在乡村往返创作，比如何崇岳和王小红。

“观看让渡”里的“让渡”包括摄影师观看视角的让渡，它不是取消，而是将自己的一部分让渡出去，用以链接对方的观看视点，并从中与不同的“他者”交汇和碰撞，在他者视角的让渡中，反观摄影师视角的局限性。另外，这里的“让渡”又是相互的，它是不同眼光之间的相互碰撞与磨合，类似观看之间的礼尚往来与多种观看的礼仪会晤。这种“视角让渡”的礼仪来自人类学对“他者视角”的关注，一种对“文化持有者内部世界”的尊重。这里涉及一个作品/知识与主体/权力的关系问题，即一个摄影师和摄影对象之间的权力关系。我们只有理清楚自我与“他者”（others）之间的关系，才能进一步谈“介入”或“卷入”行为所包含的可能性与合法性的问题，正如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所言：“用他者的眼光看我们自己， 可以启悟出很多令人膛目的事实。这背后的认 识论是坚持承认他人也具有和我们一样的本性，这是人文学者对待文化最起码的态度。但是，在他人的文化中间发现我们自己，作为一 种人类生活中生活形式地方化的例子，作为众多个案中的一个个案，作为众多世界中的一个世界来看待，将会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成就。”只有这样宏阔的胸怀与不带自吹自擂的宽容，那种求真的纪实精神与宽阔的胸襟才会出现。

许村老街，2015 文天平

准备演出的许村村民，2015 文天平

澳洲艺术家在用游戏的形式教许村儿童画画，2013 文天平

文天平是具有使徒精神的乡村守望者，也是乐此不疲的山区跋涉者，他十几年的持续性跨地域的乡村记录，谱写出了一曲既优美又哀怨的乡村挽歌。文天平同时又具有豪爽乐观的侠客情怀，他经常从河北邢台翻越太行山，记录许村艺术家的乡村建设与许村国际艺术节，它通过大量普查似的摄影记录，使每届许村国际艺术节存有了完整的视觉档案。他将对乡村的情感投射到许村的社会变迁与日常生活中，力图用自己的个人化的情感谱写心中的田园牧歌。他从许村日常生活的细节入手，在不同的空间中呈现许村不同的生活状态，似乎那个“面对面”的乡村社会依旧没有受到外部世界的干扰。我们在他许村艺术节的许多作品中看到独特的乡村魅力，同时，我们还能通过他的摄影，看到许村由于外部世界的介入呈现出逐渐复苏的迹象。有意思的是，文天平似乎在努力为我们呈现出许村艺术节精彩的瞬间和迷人的姿态。还能感受到艺术节中乡村情愫中的复杂多面，使我们暂时忘却了对城镇化过程中乡村复杂命运的担忧与牵挂。文天平勇于面对这块养育乡民世代的土地，也使他自己成为了最后的守望者。

许村留守村民乔引籽夫妇，2015 何崇岳

许村留守村民张瑞红一家，2015 何崇岳

许村留守村民于瑞珍和孩子，2015 何崇岳

何崇岳从传统摄影进入当代艺术领域，一方面是得益于他对历史问题与当代文化批评的思考与领悟，一方面他在持续性现实追问和跨地域问题比较中完成自身涅槃重生。他将独立的思考落实到日常微观权力场景中的视觉呈现，有力地揭示出乡村在工业化、城镇化、全球化过程中的境遇。他长期观察到乡村触目惊心的溃败，从乡民到移民、再到无家可归者，这条现代化的发展路线是以牺牲无数村庄、家园、土地及依附其上的情感寄托和生命尊严为代价的。从他早期拍摄乡村的《计划生育广告牌》，到近期乡村凋敝后的《乡村大合影》，以及参与许村艺术节而拍摄的《许村留守家庭》，深刻地揭示了乡村现实中被现代性裹挟后的关于现代与传统，城市与乡村，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二元对立关系，他通过作品隐喻和倾诉了对乡土社会行将消逝的哀伤，同时也呈现了乡村在困境和挑战中做出的积极回应。

2017年2月3日，农历正月初七，白氏兄弟白存爱、白存录、白爱录、白小彦及家人合影。 刘莉

2017年2月4日，农历正月初八，张恩云、李婵梅夫妇及儿孙合影。 刘莉

2016年8月19日，刘金花与儿女郝志强、郝海芝、郝灵芝等家人合影。 刘莉

刘莉的《许村家族》以庄严朴素的摆拍方式，为我们呈现出中国家族的神圣秩序在急速动荡中的兴衰形态。在“流动”与“碎片”的瘟疫席卷世界的全球化时代，首当其冲的家族和家庭已成为当下社会危机的核心形态。而“家族与家庭”这一曾被现代化鄙夷的身份认同方式，似乎为个体主义的现代化国家呈现出一种可能的路径，一种迷失之后归家的方式。刘莉还将一些许村家庭成员和本族族谱一起合影，家族成员聚集到一幅文字搭建血脉金字塔前，与先人一起汇聚一堂，在神圣的家族空间中先人的认可与今人的加入实现了血脉承继与文化的延续，共同体的记忆，也在这贯穿着血缘宗族信仰和家的至高无上性中，将失序的自我转化为确定的历史存在物。

广东青田村全貌，2017 王小红

《青田乡村记事》是王小红最近在广东顺德青田跟踪的艺术乡建记录。王小红在青田投入了微观记录与细腻的描述。田园牧歌似的抒情，赋予了青田乡村特有的魅力。

村民刘启教负责村里的河道清理。2017 王小红

村民王焕甜从田里劳动归来。2017 王小红

外出村民刘子行带孩子回村看望父母。2017 王小红

摄影家和艺术家一起参与了乡村建设，并长时段地参与和观察乡村，用民族志的方式和深入的个案记录及比较乡村社会的结构，临摹出乡村的文化形貌与意义地图。这类科学主义的知识生产模式将“乡村”生产为一个可被拆解和重新结构的有机整体，从而自信能将凝结着丰富历史脉络和滚动着事件斑驳映象的“乡村”真实的记录下来。并在摄影实践中调配好“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就是说，既不能用摄影师的视界和成见遮蔽摄影对象的视界，从而在同质化的视觉描述中集体扭曲或制造一种陈腐的“乡土”印象，同时，也不能彻底取消摄影师的视点，放弃个人化的独特观看。否则“摄影”这一有判断的选择将会失效，而对象也无法在摄影中达到有意味的呈现。

中国摄影艺术乡村 |

编辑：李波（杂志）/ 周星宜（新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