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不仅关乎中国乡村的保护与重建，还关乎中国未来发展如何找到一个文化和经济的新增长点的问题，甚至关乎中国未来发展之路如何前进。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艺术家、设计师也开始积极参与到乡村建设的热潮中，他们的参与对于中国目前的乡村振兴战略有何意义？并且艺术家与设计师是以何种方式介入乡村建设的？又有哪些有效的方式呢？

方李莉所在的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从2015年开始每年举办一次艺术介入乡村建设论坛。为了将研究成果更好呈现给社会，2019年3月23日至4月10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艺术介入乡村建设展”在中华世纪坛展出。

做为策展人，方李莉讲到：“乡村在中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是中国的文脉所在。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家，积累下的农业文明知识和农业人口也最多，丢弃了乡村，就丢弃了中国的文脉。”

因此，在她看来，必须要把乡村建设起来：“乡村的复兴，也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次展览就是想呈现出一种建设乡村的方式——艺术介入乡村。这一方式最大的特点就是能通过具有感染力的形式去唤醒沉睡的传统和濒于消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也是艺术乡建的价值所在。”

传统的看法认为乡村建设就是城乡中国，乡土中国必须要走向城乡中国，但方李莉认为不是这样，我们必然要从乡土中国走向生态中国，绿色中国，但这一切都是要以乡村为基础的。因此，这次展览也是秉持着这样的理念：“以艺术为桥梁恢复乡村的人文系统和自然系统，使人类从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塑造人类新的开始。同时，也使中国人重新认识自己的传统文化，找到回‘家’的路。”

此次展览，选取了渠岩“从许村到青田”、左靖“景迈山”及靳勒“石节子美术馆”三个样本，让我们看到艺术介入乡村建设有不同的角度和方法，但一个共同前提就是我们要去尊重乡村的传统价值。

从许村到青田：从艺术入手到以乡土开始

一次偶然的机会，渠岩接触了许村，成为了中国第一批艺术介入乡村的实践者。2008年左右，全国都投入到城市化的快速建设中，此时提出建设乡村，显得有点不合时宜。但从“以艺术入手，促进乡村社会复苏”的山西许村，到“以乡土开始，接续传统文明根脉”的广东青田，渠岩已经坚持了近10年。

此次展览“从许村到青田”部分即是对渠岩10年艺术乡建过程及成果的集中展示。在展览中，渠岩主要采用文献与图片相结合的方式对许村、青田的改造过程进行记录和展示。

在艺术介入乡村的过程中，渠岩十分重视对地方志、地方传统文化及历史知识的梳理，他一再强调“一定要尊重地方的文脉与差异，尊重乡村的主体——村民的诉求，决不能用精英主义的方式自上而下粗暴的推行乡村建设。只有尊重地方文脉与差异，乡村才能有中国的文化密码和中国的传统精神，才能有家族信仰”。

因此，渠岩在艺术乡建过程中，采用了“多主体实践”的办法，即艺术乡建需要不同主体的相互协调、相互尊重、相互妥协，最终达成共识，并在村民意愿的基础上推进。这些主体包括：村民、乡村基层政权（如村委会、村小组等）、在外工作的乡贤及知识分子、当地政府及外来的艺术家与志愿者。这是一种民主，也是许村、青田两大项目的主要特色。

许村与青田，一南一北，一山一水，一阴一阳，它们有各自的历史、线索与现实困境。因此，在艺术介入乡村时，渠岩选择了不同的方式。作为古村落，山西许村具有悠久的历史及丰富的文化遗存，村后的阳曲山便是春秋战国时期伯夷叔齐不食周粟之地。与此同时，这里还是一个避暑胜地，春秋赵国的王公贵族便曾从邯郸翻越太行山来此度假。但村子的无霜期很短，自然环境非常恶劣，青壮年劳动力大量流失，村子里大部分都是老人和儿童。许村的现实困境是只有历史，乡村并没有活力。鉴于此，渠岩采取了“以艺术入手，促进乡村社会复苏”的方法，希望用艺术激活许村的活力，并将许村作为反思中国文化的平台，探讨今日中国乡村问题及文明危机的根源，寻找中国文明的源码。因此，渠岩提出了“艺术推动村落复兴”“艺术修复乡村”的理念，并联合发起了“许村宣言”，建立了“许村国际艺术公社”和“许村乡村艺术节”，以艺术村的形式提供跨国及多元化的艺术合作平台，促进了各国艺术家同许村的交流，推动着许村的复兴及发展。

但许村仍实现了渠岩一半的理想，因为古时北方战乱频发，很多乡村文明破坏十分严重。相比之下，南方乡村文明比较完整。因此在对广东顺德地区的十几个村落进行考察后，渠岩找到了青田村。同许村只有历史而没有活力的现状不同，青田的风水、信仰、血脉、家族、书院，甚至传统的农业形态等都有遗存，在这里，渠岩发现自己可以做完整的中国文明复兴。

因此，他用了大半年时间在青田做社会调查，整理地方的历史脉络，以青田的现状与村民意愿为基点，将青田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结，接续青田的传统文明根脉。在青田，他做出了九条“青田范式”的复兴计划：青田的祠堂是连接人和祖宗的关系，即血脉传承；书院是连接人和圣贤的关系，即耕读传家；关帝庙连接的是人和神的关系，即忠义礼信；乡村的村落形态连接的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即村落风水等。渠岩希望“青田范式”能够给中国的乡村建设提供一个模板，并影响中国乡村文明的复兴。

渠岩认为：“在发生主义的逻辑下，乡村被污名化了，乡村意味着欠发展，且必将走向城市化。但事实并非如此，乡村是传统文化最重要的密码所在，在当代中国，我们必须重估和重塑乡村的价值。”这点与策展人方李莉不谋而合，她说道：“我十分赞同渠岩老师的这个理念，乡村是中国的文脉，乡村的衰败意味着文脉的断裂。乡村振兴并不是我们在挽救乡村，而是乡村在挽救那些迷途找不到‘家’的人。”

在数十年的艺术介入乡村的实践中，渠岩有新的体会，他坚决认为，我们坚决不能照搬国外的经验，中国的民族、地域、文化传统和现实困境同国外完全不同。中国乡村的问题是多方面的系统性的问题，用一蹴而就的、互动式的艺术节是无法真正建设乡村的。

景迈山：改造传统 同未来联结

2016年，左靖受到云南景迈山古茶树保护管理局的委托，对景迈山的乡土文化进行梳理，为景迈山世界遗产申报工作做准备。接到委托之后，左靖团队花了近3年时间，对景迈山的14个村子进行乡土文化的梳理和呈现。

这次展览即是对景迈山乡土文化的展现。展览以概况、日常、信仰、茶林、人与物、建造、另一种背景、天籽的故事和拾遗九个单元来呈现左靖团队眼中的景迈山。在呈现方式上，左靖选择了摄影、图表、视频等易于被观众接受的多媒体视听语言。其中，“天籽的故事”讲述了布朗族的生态观和生命观。布朗族祖先认为，传给后代的金银会花光，牛羊也会因瘟疫死去，而茶籽却可让后世享用不尽。茶籽虽小，却能生生不息，滋养生命。在茶籽的传承中，上一代和下一代人实现了公平，资源实现了平等。布朗族始终秉持着这样的生命观与生态观，在对自然的感恩与敬畏中，生活在景迈山这片古老的森林里。除了讲述景迈山的故事，左靖在此次展览还将在景迈山的田野调查、展陈出版、建筑设计、室内改造与空间利用等多项工作的进程与结果进行了展示。

同石节子村不同的是，景迈山具有完整的茶产业，且在历史上未曾中断，村子里青壮年劳动力没有流失，景迈山的信仰系统、礼俗系统及建筑保存的非常完整。因此，在艺术介入乡村的过程中，左靖非常注重对传统的保护，当听说富裕的茶农想要拆掉传统的房屋，建造楼房时，左靖便与建筑学家一同，对传统房间进行防风、防潮及采光的改造，做成样板房，送到村民的面前。如此，在尊重村民诉求和意愿的基础上，传统建筑不仅保存了下来，还将传统建筑进行改造，使其与当代和未来接续起来。这也使得景迈山艺术乡建工作不局限在对传统所谓的原汁原味的保护，而使其具有了流动性与可持续性。

“可持续性”和“流动性”，以及艺术乡建对村民的教育作用，是左靖在改造过程中非常重视的关键点。他认为，乡村的故事需要当地人讲，要不断增强村民的参与度，某些方面应该由村民主导，展陈方式也要随本地发展共同‘生长’，使艺术乡建工作成为流动的，不断更新的过程。左靖希望团队可以一直跟踪这个项目，和当地政府、村委会、村民一起协商，发展出一种可持续的模式，而不是项目‘结束’了，团队就离开，村子的一切又‘回到’从前。于是，每完成一件作品，左靖总要拿到当地村民去看，去校正。

左靖希望能用艺术乡建的路径，创造更好的内外部条件，促进村民对所居地方的公共事务的参与与管理，甚至主导以后的保护与发展方向，激发新的公共空间、文化和产品生产提供来自自身的思考和行动。他认为，寻找一种可持续的保护与发展的模式，吸引村民参与，最后达到他们对项目的自主运营，是进行艺术乡建的主要目的。

“景迈山的改造最重要的是他为村民的美树立了一面镜子。” 策展人方李莉如是说。长期以来，景迈山的原住民布朗族认为自己的文化不如傣族人和汉族，但艺术的介入使他们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美丽，并因此自信起来。此外，左靖艺术乡建的实践证明，传统与现在可以接续在一起，可以对传统进行改造，使它更适合现代社会的发展，也更容易被村民接受。

石节子美术馆：乡村就是一座美术馆

同许村的历史资源和青田完整的乡村生态不同，无论从哪方面看，石节子都是一个找不到任何资源的地方。这里土地贫瘠，水源匮乏，也没有产业，自然给予石节子的馈赠可能只有山上的花椒树；这里文化稀缺，没有祠堂，没有族谱、家族，靳勒是石节子第一个考上大学的“文化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没有文化资源、自然资源的乡村，却走出了中国，走向了国际。这一切靠的便是艺术乡建。

作为村子里的第一个“文化人”，在刚刚考上大学时，靳勒自卑又敏感。通过艺术创作的日渐精进，在城市中，靳勒找到了自信。他开始思索要将在城市看到的、感受的传递给村民，希望村民能有所思有所想，找到自信，找到自尊，减小石节子村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并逐渐消解他们的身份，让更多的人关注村庄改变村庄，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

于是，靳勒在2008年成立了石节子美术馆，这座美术馆以自然村庄为场馆，以13户村民的家为13所分馆，以村民家中的陈列物品为展品，将日常生活中被忽略的乡村陌生化，使人们不得不用审美的眼光去凝视它，并在凝视的过程中发现乡村的美与价值，发现村民的诉求。

在这次展览中，靳勒在中华世纪坛的展场复原了石节子美术馆的分馆之一“女女馆”，虽名为“女女”，但女女馆的馆长靳女女是这座房子的男主人。因家里男孩太多，父母便用“女女”的寄托家庭降生女孩的愿景。在女女馆的正门口，赫然挂着毛主席的画像，桌子上摆着石节子的特产——花椒。场馆里的电视、冰箱及场馆外的卫星器诉说着艺术给石节子带来的改变。场馆外墙上挂着草帽及编绳，据靳勒介绍，编绳并不只是一条普通的绳子，还可以起到熏香及驱赶蚊虫的功效。除了将女女馆“搬”到北京，靳勒还带来了雕塑《飞鱼》、村里的“小网红”儿童画家创作的绘画作品，石节子村的摄影作品，还有用村里的土、泥、树枝、村民的毛发做成的《基因棒》等等。

石节子美术馆的创立为石节子带来了巨大变化，原本闭塞的村庄与艺术、艺术家发生关系，面对面交流，使去大城市考察成为可能，美术馆的成立使村民重新认识了石节子村，也重新认识了自己，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参观学习。不仅公共空间里有艺术家的雕塑等艺术作品，乡村里每年都会有各大美院高校来石节子村写生创作。石节子村的活力被激发了，农民找到了自信和自尊，那份家乡的自豪感和荣誉感回归到石节子村，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对于石节子美术馆，策展人方李莉感叹道：“石节子美术馆最难得的就是在艺术介入乡村后，农民找到了尊严，有了幸福感和自信。农民有了尊严和自信，才能有创造力，乡村的建设才能真正开展。”

此外，石节子美术馆的案例也说明，乡村建设绝不仅仅是物质建设和经济建设，还有文化建设、精神建设、家乡建设和人心建设，这是艺术乡建终关键所在。关于这点，石节子美术馆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范例，它让我们看到只有在互联网时代才能让一座乡村美术馆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只有通过互联网才能看到当代农民的理想和愿望，才能拉近农民与城市的距离。

无论是渠岩的“从许村到青田”，还是左靖的“景迈山”，亦或是靳勒的“石节子美术馆”，艺术乡建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因此，由艺术家、设计师先期切入，再带动各种力量的共同介入，也许是艺术乡建中值得尝试的模式。未来艺术家最重要的任务也许不仅是创造艺术作品，还要想办法成为创造新的生活样态和形式。在他们的参与下，乡村的生活会跟城市的生活一样富有吸引力，由乡村产生的新的生活样态不仅包含着文化历史的审美及价值，还有新的文明理念，新的文明追求。唯有如此，乡村建设才有价值，才有意义。